張贊波導演在《大路朝天》電影書中寫道,讓他最痛苦的是身為記錄者的無能為力,以及注定成為旁觀者的詛咒。 許多民工知道他從北京來,以為他有什麼背景,手持錄影機,又是另一種權力象徵,因此會找他求助,但導演根本無權無勢,無法幫上忙。 有次民工被積欠工資向他求援,他教他們去勞工局討,過沒幾天民工傳來短訊:「小張你好,我們的工資已經拿到了,謝謝你幫助我們。」他要民工拿到錢趕快返鄉,留在當地可能會受到工程單位報復,隔了一天又收到簡訊:「小張,我們到家了,謝謝你關心我們的安全,你是個好人。好人一生平安」 張贊波導演欣慰幫上了他們,但對自己只是動動嘴皮,實際上無能為力又是有愧。讀到這對於如何穿梭於紀錄者與行動者,實在感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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