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贊波導演在《大路朝天》電影書中寫道，讓他最痛苦的是身為記錄者的無能為力，以及注定成為旁觀者的詛咒。 許多民工知道他從北京來，以為他有什麼背景，手持錄影機，又是另一種權力象徵，因此會找他求助，但導演根本無權無勢，無法幫上忙。 有次民工被積欠工資向他求援，他教他們去勞工局討，過沒幾天民工傳來短訊：「小張你好，我們的工資已經拿到了，謝謝你幫助我們。」他要民工拿到錢趕快返鄉，留在當地可能會受到工程單位報復，隔了一天又收到簡訊：「小張，我們到家了，謝謝你關心我們的安全，你是個好人。好人一生平安」 張贊波導演欣慰幫上了他們，但對自己只是動動嘴皮，實際上無能為力又是有愧。讀到這對於如何穿梭於紀錄者與行動者，實在感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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