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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評 《親愛的》-當「亲」遠離「見」

2015-03-27 00:59:28


親愛的_(2014年電影)  

「親」, 是親人、親愛、親密、親熱、親吻......幾乎以親作為用詞均代表一種緊密的關係,甚至是血緣關係。但是《親愛的》卻將這個「親」字狠狠地拆開來,生物學中科學家將「動物或人有在剛出生時認母的現象,稱為『母親印刻期』」《親愛的》正是將小孩與「血緣」之間,那如口香糖般黏膩卻又能一刀斬斷的情,將人生如戲的真實生活搬上了戲如人生的電影。當簡體字的「亲」在長時間失去了「見」,那原本的「親」是否能保有原有的緊密,甚至是血濃於水的親情?導演在電影一開始,甚至在電影海報上,就對觀眾提出了這個無解的問題。

親情與血緣間的羈絆,其實到現代已經不再是絕對,日本的《我的意外爸爸》、《第八日的蟬》都曾探討「親緣」和「血緣」之間的抉擇,而拍攝這類題材的也都能成為拿獎直升機。《第八日的蟬》描述一名小三因為不能身孕,而偷走情人的小孩,以母愛虛構她們短暫的家庭人生,主要架構和《親愛的》不謀而合,同樣的「偷」字皆是建立在無法絕對的人性和愛。兩部電影也都將重點分成兩個部分拍攝:《第八日的蟬》小三抱走嬰兒逃跑的生活,到被補後女兒不認親媽甚至走上和誘拐女子同樣的道路;《親愛的》鵬鵬失蹤後夫妻倆不斷尋人的經歷,到找到兒子後農村婦人無法放手的母愛。《第八日的蟬》將重心放在無血緣關係的「母愛」,《親愛的》更加入中國人口販賣的問題,前者是改編小說、後者是改編真實故事,卻都以最真摯的情感和演員,讓觀眾在電影院淚如雨下。

中國改編真實故事的電影不在少數,但是多為改編歷史故事拍攝史詩電影,反省、宣揚中國五千多年的傳統,但是現代人的故事不是才最貼近人心嗎?大致上,我們僅能推論中國的審片制度阻礙許多導演的拍片取向,所以這次香港導演陳可辛挑戰具爭議性的真人真事,讓觀眾看到故事背後中國人口買賣的詬病,藉由知名導演、硬底子演員的支撐,《親愛的》未上映就引發關注。你無法用一部電影定義一個國家,但是你卻能藉由電影去正視一個社會問題,這才是電影存在的社會價值。即便陳可辛在改編的過程中,因為加入虛構的橋段而引發不小的風波,趙薇演出的農村婦女角色的原型高永俠出面抗議   ,即使在最後的字幕打上了改編自真人真事及故事改編,也依舊對雙方造成不小的傷害,這也是改編真實最常面臨的狀況。但我依舊認為《親愛的》不只還原人物的心境,更道出社會早已攤開牌的秘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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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親愛的》表面上講述親情與血緣間的關係,但實質上糖衣包裹的是中國不願面對的現實,每一場戲都是對中國政府和社會最嚴正的批判。從報失機制、社會安全系統失能、到農村問題、人口拐賣、偽劣假騙、司法宣傳、方言打壓等,每一個環節也都是對人性的不絕對砍上一刀。濫用被害者的脆弱,詐騙走失父母的懸賞金、走失未達24小時無法報案,導致拐犯逃走......每一個看似狗血的橋段,卻都是種種對政府的控訴。「規定就是規定」、「撫養者須達到具備收養的能力」每一句台詞在電影中均成了諷刺,但是偏偏這反映真實的社會問題。

「現代中國人都很難去替別人想」趙薇飾演的農村婦女在電影中是極度的弱勢,即便誘拐兒童的人不是他卻也成了過街老鼠,她的弱勢不只是因為她的地位、學歷、經濟條件,而是這個社會將她丟到一個不被僻護的環境,法律上「撫養者須達到具備收養的能力」更是直接將她打入地獄。到底法官該憑什麼條件,判斷對方是「合適的收養人」?在這個失去「同理心」的現代,《親愛的》並非讓觀眾去同情人口販子的處境,而是能夠藉由群眾的力量達到「沒有買賣,就沒有拐賣」。

失而復得,不見得是皆大歡喜,電影的故事從後半部才真正開始。當你的孩子回家後認不得你喊別人媽時,那是不亞於失去的痛。所有的悲都在後半段一次爆發,沒有人是幸福的,只要拐賣兒童的事件沒有停止,這樣的故事也會一再發生。現在育有幼兒的母親似乎不適合看這部片,回家後可能會得被害妄想症害怕孩子被拐走,但是我認為這是一部具有社會責任的電影,就像國片《不能沒有你》,親情是讓人有從天橋上跳下來的力量,而這股力量正是支撐這個社會的動力。

「每一次 都在徘徊孤單中堅強,每一次 就算很受傷 也不閃淚光,我知道 我一直有雙 隱形的翅膀,帶我飛 飛過絕望」電影中出現的「萬里尋子會」,由一群兒女被拐走的家長組成,而張韶涵這首隱形的翅膀成為他們的聖歌。而他們的宗旨是在尚未找到兒女前,絕不生下一胎,因為懷孕就代表你背叛了走失的孩子,甚至他們寧可相信自己的孩子是失蹤而不是死亡,「希望和飯一樣,不吃不行。」當一群人互舔傷口時,只能靠相互的「鼓勵」才能找到活著的價值,這就是做父母親的痛。

電影的哭點不斷累積,導演甚至可以辦一場誰哭最多次的比賽。多數的改編電影在最後僅會跑字幕打上他們日後的狀況,或是放上照片讓觀眾一睹他們真面目。《親愛的》卻是找出新聞畫面,還原當時田文軍找到兒子的影片、李紅琴在福利院見到女兒楊吉芳的場面,一旦真實被端上來,電影前面所有的鋪成再度被點燃,演員和真實人物的會面也格外感人。《親愛的》並非以灑狗血的劇情賺觀眾眼淚,這不是導演的目的,而是讓觀眾能被電影的氣氛感染,被電影背後的真實影響。就像陳可辛說的:他找了具有知名度的夢幻組合演戲,無非是看準他們背後的影響力和粉絲的支持,但是最重要的原因,就是希望藉由這些人讓更多人看到這部片。

謝謝陳可辛,你辦到了,我們也看到了。

 

以下節錄至現實中的親愛的一文

只有一點,彭四英覺得影片沒拍出她想要的感覺來,“就是田文軍一家在丟失孩子後的反應,他們沒有一個人嚎啕大哭。”她 ​​說,這些年來,她與“同病相憐”的家長們接觸久了,相互傾吐著各自的故事,“孩子被拐走後,很多家庭家破人亡,家裡老人病死急死,夫妻離婚的,許多家長生出一場大病,還有人精神失常的,自殺的,太慘了。” 彭四英說,她就想到過自殺,獨自一人走上天台,可她不能跳下去,“我死了,萬一孩子回來找我怎麼辦?家裡還有老人,我死了誰來照顧他們?我們這些人,活也活不了,死又死不掉,每天都在煎熬著。” 兒子孫卓剛丟那些天,孫海洋夫婦時常為了小事爭吵起來。彭四英說,“有一天,他看我躺在床上,突然衝過來拉著我的領口,問我你到底想怎樣,你到底想怎樣?我就去廚房拿了把菜刀遞給他,求他你把我殺了吧,我說我活著太累了,還不如他給我一個痛快。海洋就震住了,他手握菜刀愣在那裡。從那以後,我們都明白了,不能不顧身體不顧家,只想著找兒子,我們要好好活下去,為了兒子,也要好好地活下去。”彭四英說,電影裡缺少的就是這樣一個過程。

對這個省略的過程,編劇張冀是這麼解釋的——“在寫這部電影的本子時,我是希望保持冷靜的,是抽離出來的、客觀的,因為誰都知道一個人在丟失孩子後的情感衝撞,孩子被拐走對於一個家庭的影響。我沒有去設計什麼淚點,而是按照情節發展的規律去寫。” “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”

2013年,導演陳可辛偶然看到了央視《看見》欄目一部關於“彭高峰三年尋子記”的紀錄片,片子講述的是在深圳開網吧的湖北人彭高峰,3歲兒子彭文樂在2008年被陌生人抱走,從此在社會各界幫助下踏上漫漫尋子路,三年後在江蘇邳州農村找回了兒子。更戲劇性的是,兒子的養母高永俠並不知道彭文樂是被拐來的,還以為是因自己沒生育能力而被丈夫韓忠青帶回來的私生子。當時韓忠青已經因癌症去世,家裡還有一個四年前以同樣理由抱回來的女嬰小粵粵。因為已經和養母有了深厚的感情,回到親生父母身邊的彭文樂像是經歷了“二次拐賣”。

陳可辛看到這個紀錄片後有了創作衝動,他說好多年沒有這種感覺了,他打聽到那些央視編導的聯繫方式,一通通電話過去與他們聊細節,談感受。接著,他和編劇張冀談戲,兩人此前就已合作了票房大賣的《中國合夥人》,“剛開始張冀不想寫,他說題材太沉重了,過了很久,他才說找到了感覺。然後開始動筆寫第一稿。” 影片拍攝過程中,陳可辛曾邀請彭高峰夫婦、孫海洋夫婦探班,黃渤、趙薇等與他們長談許久,孫海洋妻子彭四英回憶說,當時已是為人母的趙薇失聲痛哭。

談及自己在片中的表演,趙薇說,“我並沒有覺得我在演戲。我覺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。”而黃渤則說,“這個故事我們走了多少遍了,心理很複雜,覺得說什麼都無力,都是很殘忍的。我們跟彭高峰見面的時候,他是小孩找回來了的,旁邊還有好多是小孩沒有找回來的。如果都是小孩找回來的,還可以聊一下這個過程。可這樣一種情形之下能說什麼呢,說什麼都很殘忍。我演這個人物之前就 ​​已經想好了,就是盡量靠近,不玩花活,不希望出彩,只是盡量還原。即便這樣我們在拍攝過程中體會了很多,也遠遠不及原型人物的萬分之一。”

張冀曾對記者介紹,影片雖是根據真事改編,“但我們再創造了。我通過電影中的6個主角,試圖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出來。比如黃渤扮演的田文軍是城市貧民,他蝸居在城中村里,而田文軍的前妻已經成為了城市裡的中產階級,張譯與張雨綺飾演的夫婦則是所謂的土豪,當今中國的既得利益階層,而趙薇的角色是農村最底層的農民,佟大為飾演一個普通白領。這6個角色有著不同觀念與情感表達方式,卻因為一件事情,捲到了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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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爽度:7
故事劇情:8
氣氛營造:9
演技表現:10
題材鮮度:7

親愛的 趙薇 黃渤 郝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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